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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2页。
马克思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72] 在马克思看来，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
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需要执政党以创新的理论和改革的实践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改革实践迫切要求宪政理论的社会主义化、中国化和体系化，迫切要求具有先进性的执政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智慧把宪政也即依宪执政作为历史新时期最根本的先进执政理念，因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可回避地在面对着这样一种客观的事实：宪政是中国百余年来政治现代化的转型历史中不可遏制的主流社会诉求，是当今世界关于政权合法性的绝对主流的普遍立场（至今尚未见到现实中有哪一个国家政府曾公开否定批判过宪政，当代国家基本上都属于立宪共和国或立宪君主国，都把宪政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更是当代中国社会主流对于国家制度建设与执政党现代化转型的新期待、新要求（当前国内公开全盘否定宪政的实名学者屈指可数，而在公开讲话中正式表态要全盘否定宪政的政治家目前还没有一位，足见主张全盘否定宪政的反宪派所代表的仅仅是极少数人的一种极端片面观点）。同时，确凿的历史事实也清晰地证明，并不是马克思把立宪共和国和红色共和国有意区分开来，而是当时法国的红党（有时也称作新山岳党）在竞选宣传中做出了这种区分，他们的本意是试图通过选举建立一个红色的立宪共和国，马克思仅仅是在描述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引述了他们的这种说法。但是，我们丝毫不能对反宪派倒行逆施的负能量有所轻视，这些负能量如果不能被正能量坚决压制下去，那么在内部搞垮执政党的致命杀手毋庸置疑地就是这些倒行逆施、破坏新政、阻挠改革、糟蹋马克思主义、搞乱党内思想的反宪派分子。从限选制的民主（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拒绝实行大众的普选制，能够有资格选进议会的多是资产阶级精英）到普选制的民主（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真实彻底的普选制的民主就是社会足以控制国家的人民民主，就是社会共和国的民主，也即社会主义民主。[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4页。
……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25]。英国格莱斯顿的历次选举改革和法国激进主义的进展就是例证。在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拒斥权问题上，另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其能否以下位法与宪法相抵触为由而拒绝适用？目前我国多数说认为，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对违宪法律（包括法规）没有拒斥权，但可以根据《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
该药品包装左侧明确提示药品包装防伪标识和产品序列号不全均为假药。但这种说法难以服人：判例法与法院在判决中作出司法解释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间题，从经验上看，大陆法系各国甚至包括前苏联在内，虽然不承认先例拘束原则，但承认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那些超越法律文义范围的判决只能属于例外。这是因为较低位阶的法律规范通常较为具体详细，就具体事件适用法律规范时一般要先适用较低位阶的法律规范，当然这应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低位阶的法律规范如果必须与高位阶的法律规范相一致。
而推定意义上的优先顺序是指一种解释因素相对于其他解释因素的优先地位不是完全确定的而是可以推翻的，是推定意义上的，但要主张推翻这一地位的一方要承担说服或论证的负担。（三）司法解释 [9] 1.概况 根据1981年的决议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拥有法律解释权，但这一解释权仅限于法院在审判中遇到法律具体应用问题应予解释的情形。
而对于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所提出的解释，美国与德国学理与实践普遍持怀疑的态度，无法得到法院的尊重。运用体系解释，可以使法条之间、法条各款之间相互补充其意义，组成完整的法律规定，解决法条的不完全性或体系违反问题。对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建议你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可写一些经验总结性的文章，供审判人员办案时参考，或者召开一定范围内的会议，总结交流经验。在疑难案件中，客观-目的论因素的重要性则会提高。
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当面临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法律条文时，最高人民法院经常但并非总是向法工委征求意见，尽管通说认为，由于法工委没有法律解释权，它的解释只能算作为一般的法律解答，不具有法律效力，只对实际工作具有指导作用，但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工委的意见几乎总是予以遵从。[5] 二、行政法解释的形式 行政法解释形式与法律解释体制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36]姜明安:行政法适用的若干问题，载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督与指导的方式。
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中停止了上述批复的效力，这就使得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又变得复杂起来。（3）最高人民法院不仅就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作出规定，亦就法律条文的进一步明确界限问题作出规定。
参见李洪雷编译法律解释中的整理与方法—加达默尔诊释学与法律解释，载《法大评论》第2卷，2003年版，第352页以下。[21] （一）各种解释因素 1.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指根据通行的语言习惯阐明法律文字的意义。
在我国的法律解释理论中一般不将此视为法律解释。在司法审查案件中，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解释应采取何种态度成为学说与判例争论的焦点。（二）行政机关和法院的拒斥权 行政机关在发现其上级机关所制定的行政立法或行政规定与上位法相抵触时，能否对其拒绝使用而径直适用上位法？这一问题涉及法制统一和行政一体原则的冲突。解释因素的顺位问题，因为法律解释的不同进路（approach）而有不同。[20]拉伦茨区分了五个方面的解释要素法律的文义法律的意义整体历史上的立法者作出规定的意图、目的和规范性旨意客观一目的论的标准符合宪法解释的应然要求。在上述案例中，食品药品监管机构需要确定调查所得的案件事实与《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中哪一个法律规范的全部构成要件事实相符合。
4.确定法律效果 执法者在确定某一案件事实与某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相当后，即需要确定相应的法律效果。他们为了实现某种不公正的意图和达到某种目的，硬将自己对相应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说成是法的本意，而且这样做时还硬说他们并不是解释法，而是在宣示法的本意当然，其中有些人这样做并非恶意，而是其法律素质过低所致。
[14]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该部分为赵群所撰，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页。既然把抽象解释性文件的制定看作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监督和指导的一种方式，那么主张这种权力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享有就丧失了正当基础。
本部分的分析限于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对行政法的适用。行政机关在个案中对法律加以解释当然是附属于行政权的一种执行性职能
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本就功利心很重的法政人，为了获取一己或一小团体之功名利禄，甚至不惜代价，不顾一切，以求一逞。[3]关于议员们在资政院的出彩表现，可详参李启成：君主立宪的一曲挽歌—晚清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百年祭，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随着资政议程的展开，有些民选议员渐渐崭露头角，在资政院中举足轻重，最著者乃资政院三杰：易宗夔、罗杰和雷奋。
晚清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运用西方法政知识来推动政法改革，朝野上下对西方法政知识之功用多几重神秘，多几分信仰。[13] 进谏和纳谏关乎臣职和君道，二者尽则治安可期。
晚清开资政院和谘议局，主要是与传统价值观差异较小的立宪派所主导。如何让民意代表保有信仰？如何让整个社会在权势之上、权势之外自有其独立的是非信念？这是反思近代中国宪政历程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凡此既以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娇选举制度之弊。及至革命成功，民国创立，激进的立宪派转趋革命，与较稳健的革命党人共同构成了民初政治架构的中坚。
这段时间，在欧美、日本等法治先进国，较有影响的恰恰是法实证主义和社会法学思潮。新式学堂教育和科举相比，一个较为显著的差别就是前者在人数上大大增加。本员说话诚不免有过激的地方……今日又为国民代表，断不敢作谄谀的话贻误全局……所以本员昨天不得不有激切之词，然而语虽激切，实发于忠爱之至诚。[11]不仅作为臣下的儒者如此，很多帝王更是如此行事。
今则不然，伦理道德，风俗迷信，均已破坏而无余，又别无相当者出承其乏，而利禄主义，物质潮流，复乘其虚而肆其毒。段皖当国，以溥仪复辟为由，经安福俱乐部操纵，产生了民国第二届国会。
这种传统为清代诸帝所承认，即圣谕所言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他们为什么选择学法呢？有很多就是为利禄去学法，故也就容易出卖学得的法政新知。
尽管朝廷私下里通过给议长施加压力、收买威胁议员，但在议场基本未能奏效，批评一直是资政院议政之主旋律。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